2011年4月5日 星期二

哲學人生筆記 -《介於人性、神性和靈性之間的歷史》

歷史語境中的台灣艋舺龍山寺和德國來比錫尼可萊教堂

神明的世界裡有秩序嗎?祂們如何呼應人世的祈求?祂們會永遠記得人世間的祈願嗎?自從我的啟蒙求學歲月起,我的生活中一直不乏接觸宗教的機會和場所,從家庭裡的神、佛、祖先祭拜;中學和大學曾分別就讀於天主教、基督教會系統所辦的學校;在德國求學的多年歲月裡,我有幸寄宿在天主教聖方濟教會的修道院宿舍;我也曾交往過來自東正教的東歐同學和來自什葉派回教國家伊朗的同學、也曾經交往過信仰印度教的同學、日本神道教的同學和德國新教的同學。我當然也曾經和在大學攻讀神學專題的神職同學論證信仰之意義。


我對於各種宗教一直保持理解尊重和投入信仰是兩種不同價值的選擇。迄今,我對於宗教的立場–直停留在前者;但是,我一直很自豪於自己的世界觀和宗教觀是堅持多元包容的終極關懷。



二十餘年來,我從事德語系國家相關的商務活動,我和客戶之間雖然所屬的宗教文化和立場不同;但是,卻無礙於彼此的情誼和對世事造化的關懷。現在,我多了一項專業身分,就是作為一位德語導遊,我有機會為德語系國家的來賓們介紹講解,在台灣這一個不斷移民化的社會中,所呈現的多元的宗教場域文化現象。

我認為,我過往所抱持的世界觀和宗教觀是一種優勢,它可以讓我以宗教的“他者”身分去講述台灣宗教信仰的歷史感、庶民性和寺廟建築在空間場域的社會性。但是,這些面向的宗教文化導遊,何嘗不是高層次的挑戰?我能從人性面觀照台灣庶民的宗教信仰;但是,對於不曾投入投入信仰的我,能夠對來賓講述台灣庶民宗教的神性嗎?

尤其,對於來自基督教文明的德語系國家的來賓,聖靈的見證作為–種神性,當我在介紹台灣庶民宗教和寺廟建築和空間場域時,兩種不同宗教場域文化的座標,如何能相互參照?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中的靈性存在或不存在嗎?尤其,當我在宗教導遊時可能隱喻靈性的可能或不可能時,來賓會如何理解我話語中的真誠?

我認為,每一次的台灣宗教寺廟導遊,對於我,都將是一次新的人性體驗,同時也是神性見證的探索。但是,我更期望的是,即使我迄今未曾投入信仰,在講述的話語中仍無礙於呈現我個人的靈性;那是–種我生命當中等待已久的智慧。正是所謂的“靈光乍現”,那也是思想能量的瞬間核反應。

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證實的一個命題;因此,信仰不可以理性去驗證。作為康德哲學的愛好者,我對於涉及“信仰” 的命題論述都抱持謹慎的態度。

2011年三月中旬初春的週末,我為三位德國學者作台北市的文化景觀德語導遊時,主動建議他們,在台北市的一日遊景點中,是否願意參觀艋舺龍山寺?源自於他們的專業背景和國土空間秩序、歐盟的區域發展政策有關。當他們聽我說到艋舺龍山寺的建築歷史時,不約而同地表示,艋舺龍山寺作為歷史的宗教文化景點,他們有極大的興緻,前去一窺究竟。

先前,我曾經因為他們可能會在意異教信仰的敏感性而敬謝不敏。孰知,德國來賓竟能先將自己的宗教身分放下,進而,以專業學者的身份走進東方異教的場域;這也是對我的導遊專業的一次試煉。

那一個週末的下午,在香火鼎盛的艋舺龍山寺的正門前,我對來賓們先講解艋舺龍山寺的地緣位置和台北市作為北台灣重要的移民落腳位置的歷史和地緣關係。隨後,我講到台灣的近代史上,艋舺龍山寺除了作為庶民宗教信仰的場所,提供了消除移民心靈惶恐不安的社會性功能之外;艋舺龍山寺的空間場域更在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現代史中,在首都發生的政治反對運動中,場域符號和庶民的改革訴求意志匯流,形成後來促成萬年國會全面改選的巨大能量,形塑代表台灣人民的最高民意的新國會。


記得其中有一位教授,問我何以知道此一段德國近代史?我回應到,1989年是我人生中困惑的一年,我選擇遠赴德國讀書解惑;但是,歷史的機遇讓我見證了德國近代歷史上的偉大事件,包括後來柏林圍牆倒下的當日,我也正好在西柏林的布蘭登堡附近。


艋舺龍山寺的空間場域符號,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產生正面的影響,也確立後來艋舺龍山寺在台灣政治本土化進程中的重要性。我提醒來賓們注意到宗教建築場域和符號世俗化的功用,在德國歷史上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情景;我問來賓們是否有印象?

來賓們想了一會兒,其中有一位教授說:我是否指的就是1517年奧古斯丁修道會的修士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發動的九十五條宗教改革宣言?我說,那應該算是基督教世界內部對教義見解的分歧。馬丁路德認為任何人都可以“因信稱義”,經由禱告而直接與上帝溝通,不必經由教會中介;而且,九十五條宗教改革宣言是後來基督新教對梵帝崗天主教展開抗議分離的開始,進而形成今天基督教世界的不同文化面貌。

然而,我所指的是1989年10月9日發生在當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來比錫尼可萊教堂前廣場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東德人民,除了之前,已不斷地向東歐鄰國匈牙利等國出走奔向西德外,當日有許多來北錫的群眾湧向和聚集在尼可萊教堂前的廣場,訴求對民主自由的渴望,終於匯集成為後來促成柏林圍牆倒下和德國統一的一股先驅巨潮力量。教授們此時似乎終於理解了我提供的歷史印象的見證和我所要強調的宗教建築場域符號的歷史意識作用。


當時來比錫尼可萊教堂的場域符號之烙印在我心中,就如同艋舺龍山寺前的政治反對運動和庶民力量匯流的形勢,我作為台灣人關心這塊心愛的土地上所發生的歷史大事一樣,注定會成為我心中的歷史情感;在我的人生歲月中,作為追求思想進步的我,曾經分別有機會關注艋舺龍山寺和來比鍚尼可萊教堂前民主改革運動的訴求,也都予以默默的祝福。
在歷史的關鍵時期,我堅定地體認到時代潮流的走向和趨勢力量的無可阻擋,但是在媒體上仍然感受到群眾有些焦慮不安,有可能是一場悲劇收場;但是,也有可能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即將展開,無論是何者,這種焦慮和期望都是人性真實面的呈現。

宗教建築場域符號的神性在關鍵時刻為人性的焦慮不安和祈願渴望提供了庇護助佑的功用;艋舺龍山寺和來比錫的尼可萊教堂相隔萬里,竟有神似的歷史場域功用;當我將話語的場景帶回到2011年三月初春的艋舺龍山寺前;此時,我又以作為一位德語導遊,能為來自德國的來賓們講述這一段我們彼此都曾經歷過的歷史印象故事,這是我和來賓們的靈性互通的見證嗎?誰為我們的相識作成了跨文化的聯結?

在隨後,我依循參訪寺廟山門的規範,向來賓講述“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的風水學的四象學格局和右進左出的進出方向秩序。我提示來賓們,從古埃及金字塔、希臘的神廟到東方的印度和中國的建築文化都存有一種潛在的堪輿格式規範,上自帝王到一般人民都受到這種空間秩序念的規範。

我向各位來賓提問,以他們作為國土空間秩序學者的專業背景,若活在四大古文明的時代,是否就是這一範疇領域的專家?來賓們可能有些意外,這位導遊竟然反過來考問客人,而且還問這種消遣性的類比式問題,將他們這些科學家比擬為堪輿師!

孰知,不愧是學者,他們展現專家謙遜的風範;團長告訴我,作為曾經受到過德國學術教育影響的我,必然知道,他們的學術研究範疇各有專精,經常有機會到世界上其他國家訪問;在探索古老的文明之旅時,她自己經常體驗到震撼和激動。那是來自於,即使已經是受到尊重的專家權威,但是,感嘆所知的部份仍然有限,而自己所不知的部份仍然多不可數。

我感佩團長的謙虛,只好趕快知趣地引用日本德川時代“奧之細道”作者松尾芭蕉的俳句“月日者百代之過客” 來安慰她;並且回應她:“生也有涯,知也無涯” 也是我的無奈。更何況,今日的我們來到寺廟,在萬能的眾神之前,我們必然是謙卑的眾生,像現場的眾多香客,來到神明前訴說自己的無能、無助和無奈,祈願眾神護佑微弱的廣大眾生和庇護我們的國家能夠國泰民安。

然而,就在要跨越第一進的門檻時,我正要提醒來賓們請勿踩踏門檻,以示低頭謙卑時,作為團長的女教授未待我語畢,以為我要提醒她注意安全,竟已站在門檻上而進退不得,問我該如何化解此一無意的冒犯。

她的同事們和週遭的本地群眾或日本觀光客們也不約而同地投以關注的目光;我見到她的困窘狀況,立即告訴她,艋舺龍山寺的神明也會尊重“女士優先,包容一切” 此一國際禮儀,不知者無罪;稍後,我也會親自示範向神明請罪,是我作為導遊而接待不夠週到。

當日,正好有佛教法會,信徒們虔誠跪拜禮佛誦經。有來賓要我解釋台灣佛教和達賴喇嘛的佛教有何不同?我解釋其中的不同,在於,大乘佛教在台灣,已經融入社會成為現世的社會宗教教育事業;而達賴喇嘛的藏傳佛教是強調轉世的因緣以追求來世的幸福。

但是,我又說,台灣社會大眾的宗教觀都重視相同或相似的價值觀,也就是教化眾生、行善助人的社會性。因此台灣社會不曾有不同宗教的緊張和對立。因此,各位來賓可以在艋舺龍山寺親自得到見證,不同的宗教和神祇被供奉在同一座寺中。

這種現象說明了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不僅接納來自不同國家、社會和文化背景的移民,也接納移民帶來的宗教信仰,進而艋舺龍山寺成為台灣庶民宗教信仰的一個典型。包容一切不同是移民社會最珍貴的價值,台灣正在向世界呈現這一項優點。

在我解說供桌上的豐盛多彩的水果和糕餅供品時,團長問我,台灣人民如何確認眾神喜歡吃這一類的供品?真是大哉問!這也是我自幼就存在的神學問題!作為導遊,我只好回答:“台灣人喜歡吃的食品,台灣人都會和神明分享!”。

這時候,另一位教授指著樓上陽台的地方,隨著搖滾音樂擺動的電音三太子,問我那是台灣人和神明分享的玩具嗎?我回答說:台灣的庶民宗教信仰並不存在西方式的神聖和世俗的二元範疇,宗教就是庶民生活的一部份。因此庶民現實生活中的經驗,必然會擴及到神明的世界;台灣人民是根據人性的世界去創造神性的世界。

離開艋舺龍山寺前團長告訴我,台灣庶民宗教信仰的場域和現象讓他們太震撼了!她代表全團,感謝我親切體貼又豐富的知性導遊。我回謝來賓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作為德語導遊,我很榮幸和自豪,能在介紹和探索台灣的首都和文化給德國來賓時,能貢獻屬於我的部份,對於我,本次導遊是一種很大的喜悅。

一 週之後,我收到團長自柏林傳來溫馨的致謝函;導遊的場景和對話不時浮現在心頭;我知道唯有以文學筆記的手法,記下這一場難得的對話之旅,才有助於我個人的導遊專業的成長。

這一場宗教建築場域的導遊也是我遊走於個人的歷史記憶中,希望藉由在主客對話的語境中,呈現出我個人的人性特質和對於宗教的神性認知尊重;更期待的是在文學式的對話語境中,主客之間即使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必然存在一種作為人類共有的靈性。

圖片來源:德國來比錫尼可萊教堂圖片引自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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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的初春三月中旬週末,我應邀擔任德語導遊,帶領三位德國來賓遊訪台北市的幾個知名景點場所,其中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是必訪參觀的場所。當日中午決定到展館樓上的三希堂享用台灣的茶飲美食;我介紹品茶的程序和要點後,來賓們對於台灣烏龍茶和高山茶的清香讚不絕口。其中一位來賓M教授,從東方的茶道儀式問起各種儀式動作的象徵意義;隨後,他建議,稍後大家到窗外不遠處的繁花盛開的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至善園參觀,他有些問題想身歷其境地問我。M教授說:他想要身歷其境地感受在空間場所的實際對話語境。

我心想,德國人果然是認真好發問的民族,以善於思考自豪!這位德國教授要出考題了;但是,我又想到:既來之,則安之。作為哲學的愛好者,我時常懷念過去在德國求學的歲月,那時候,我享受著能和教授、同學們相互問學或對話的樂趣。許多年後,我仍然盼望重溫那種近似蘇格拉底和弟子的對話情境。思考讓我驗證自己的存在意義。

這幾位德國來賓是研究國土空間規劃和秩序的學者,也是歐盟區域發展政策的諮詢顧問。在茶飲時間中,他們普遍感受到台北市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不乏多元文化的元素;只是在此種時空情境中,我應該如何詮釋這麼多出現在眼前的素材,進而讓來賓感受到不同於本國文化的異國的文化意像。透過擔任德語導遊的角色,我有義務從來賓的文化和專業背景去理解他們的疑惑觀點。此時,我期許自己應該扮演跨文化的橋樑,也是自己文化的代言人。

在至善園的池塘邊,這位教授終於提問:他在三希堂的窗戶邊看到,池塘上的中式橋樑是曲折的造型,不同於西式的直式橋樑造型。曲折的橋樑造型,在東方有什麼文化上的隱喻嗎?他希望在至善園中聽取我這位在地人的詮釋。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可以見仁見智;但是作為專業導遊,就至少必須說出一套讓來賓可以勉強接受的論述;否則,來賓會認為受到敷衍,就太失禮了!因此,導遊工作確實是一項挑戰性極高的專業。

由於這個問題是來賓希望聽取我的見解;因此,M教授等於赦免了我作為導遊在此一問題上不能進行價值批判的限制。也就是說,我可以和來賓一樣作為客觀者,對景觀現象的詮釋暢所欲言。記得當時,我以中式庭園中的水塘,主要是水和池塘、形狀此一元素組成一個空間場域。水塘代表華人風水文化中的聚財,水既是一種柔性空間的符號,也是強者的空間符號。人之親近水和承載它的場域,既是相互友善的示意,也是危險的試探。

曲折的橋樑是人和水空間親近的最大介面;如果橋樑只是直式造型的跨越水面,所呈現的意義,就是以人為主體,水的空間場域是放在人之前的一道障礙,橋樑是人跨越征服水空間場域,疏離險境的一道簡單實用的工具而已。此種觀點,除了摒棄近水友善的可能性外;在造型美學上,設計者的原始觀點,也可能是出自於比較強調機械式的人定勝天的征服觀點。

我認為東方的文化受到道家思想和佛教禪宗文化的影響,橋樑以曲折造型跨越水面,偏向調和人和自然空間的對立關係,轉化為呈現人和自然的相互最大的包容性,符號的柔性化是一種隱喻,相互欣賞是造型的本質;古代詩人見到山水秀麗,不禁會讚嘆“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亦如是!”。西方的觀點是強調承襲自希臘美學的機械式的力與美,強調人的造作之美,再將此作為尊崇歌頌上帝偉大的恩典,許多中世紀教堂的建築,高聳的尖塔,華麗的裝飾都是出自於人為信仰上帝而活;一切的人為造作都源於對上帝的奉獻。

東方的觀點是突出佛陀捻花微笑的開示啟發;我記得當時也向學者們詮釋一種東方式的生命哲學的隱喻,那就是大自然空間意像的人為符號有“人的獨白”意義;可以類比為西方人的上教堂告解的意義。曲折造型的橋樑在東方的意像是隱喻生命有如水上的行舟,可逆可順,浪起浪落;人生絕非直行渡水到彼岸,而是彎折前進,歷經千萬辛苦才能渡水到達彼岸。人的智慧修行也是如此,必須反覆辯證才能到達智慧的彼岸。人生追尋真理何嘗不是經過思想的辯證才能確信成為生命的價值。


我無意強調東西方文化觀點的符號差異,相反的,文化的差異往往是製造更多的偏見和成見。我指著附近三座人物塑像,其中二老一少;我問來賓能想像出其中的隱喻嗎?另一位來賓問我,為何是二老一少?我指出關鍵應該不在老少的數量對比;而在於老少所呈現出的年齡上的長幼關係,那是東方文化所強調的問學的倫理和傳承的關係。這是一種東方儒家文化所強調的倫理秩序,也是東方國家統治者所期望的馴服穩定的基礎。這是一種文化現象中的客觀存在。

可惜的是,此一問題是由我提起,作為導遊的身份限制了我的詮釋範圍和價值取向。因為我知道在執行專業行為時必須價值中立,僅能作現象描述,不能作價值批判。因此,我不應該在執業行為中去宣示自己的價值批判觀點;否則,形同我在進行個人意識型態的宣達,這將違背價值中立的原則。指出現象之所在,剩下的想像空間留給聽者自己思考。這一項看似簡單的自我約束原則,在哲學式的對話中並不容易遵守。

在大約停留一小時的觀賞庭園的快樂時光中,來賓們若有所悟地點頭。我相信經由對空間場域符號的理解,我們雖然所屬的文化不同;但是,對於人和自然、上帝的關係有更多元的理解。隨後,我帶領來賓們前往台北市的龍山寺,介紹他們體驗多元的台灣庶民信仰;當然,那又是另外一個有趣的題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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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lin, 201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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