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生筆記 -《語言、困境與人生》

對照當前的人類社會，在面對各種爭 議性議題時，對語言的濫用和情緒性的爭議此起彼落；對於解決問題，不僅沒有助益，而且還衍生出更多爭議。久而久之，社會不免就會出現「集體焦慮」的現象。

「思想是語言的囚徒」，這一句話，大致上，可以顯示，社會大眾是如何被教壞的；和如何造成社會失序和政治無能的。人類的社會，需要有對話的機能；那是溝通、理解、包容、妥協和接受的機制。

否則，國家和社會所呈現的，只有不同意見者的流動情緒和對立，以各自彰顯自我的立場；公民社會應有的良善進步的思想，反而被隱藏壓抑了。語言對思想的禁錮牢籠，也更加地強化了。我認為，人類的文明思想開化，是在語言的反動禁錮中辯證實踐的。理性必須解放思想！

正如哲學家「盧梭」，向世人所揭示的，"自然孕育人類，而社會污染人類"；人類生來，應該是純潔的狀態；然後逐漸成為社會化的產物。歷史證明：人類的處境是無奈的；人類的期望，常與實際背道而馳。此種背離逆反的現象，最常表現在經濟的集體行動行為上。

社會上，在眾人語言宣嘩的集體催眠下，偏向同一方向的行動；以致集體陷入沉淪的困境。集體性的樂觀，或集體性的悲觀，已經成為人類揮之不去，如影隨形的宿命。「盧梭」曾說："人類生而自由，卻無時不自由！"。人類應該如何超越宿命加在人生的悲劇？

我認為，套在人類身上的枷鎖是宿命；卻是人類自己造成的。人類用自己的語言，為自己製造了牢籠，用來關住自己的思想。一切生命體都有此種荒謬的現象。人類以外的動物，以嘶吼、啼叫、和鳴泣等溝通聲音，反映其內在的意識，進而喚起行動，卻暴露出自身的位置，而招來危機。

植物的靜寂無聲，卻被它們的定點位置取代，而決定了它們的榮枯。人類，是時代和環境的社會化產物，當制約人類心靈的條件和場域有所更迭變化，必然會對人性產生存在意義的沖擊。

如果說，人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變化，不需付出代價，則今日的文明，將會是另一種低層次的面貌。人類社會中的偉大成就，皆來自於，人類自身對文明的不滿。因為不滿，而產生對立之矛盾，而賦與哲學家辯證思考的時空場域條件。文明進程中的各種價值偏好的可能實現，俱源於，應該穩固堅強地捍衛社會的基本價值信仰；否則，文明即可能退化和毀滅。

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威瑪共和」，在王權專制傳統深厚的「德意志民族」中出現，曾經為「國民主權」的實踐，開啟了一次契機；也曾經帶動了，公民社會中的思想和文化的解放運動。然而，王權專制改制為民主共和的歷史性意義，卻伴隨著經濟的緊縮疲弱而迷失。

「威瑪共和」，不是由「希特勒」開始終結的；而是由選擇他上台的德國人民開始的。回顧「德意志」民族苦澀困窘的近代歷史，現代德國年輕的世代經常向他們的祖父母輩們詢問："你們當初為何不阻止希特勒？"。

事實上，此一問題也等於向二十世紀的德國歷史，提出了殘酷的質問，那就是德國「威瑪共和」失敗的原因，和「國家社會主義」興起的原因。然而，歷史的探究，在引入社會精神病理學的分析之後，「希特勒」的出現絕不是歷史的偶然；「法西斯主義」的基因是潛藏在社會大眾的血液中的。此種思想病毒是透過語言傳染的。因此，類似的問題，也適用於向陷入民主實踐困境中的國家提出來。

正如同人類是時代和環境的社會化產物，「希特勒」不會只是「日耳曼民族」的歷史人物，只要人們失去警惕，仍有許多個「希特勒」會在屬於他們的時空場域中再現。嚮往自由是人類的天性，在二十世紀以論述「自由主義」，捍衛人類的社會文明不受集權專制侵犯的「奧地利」裔經濟學者「海耶克」提醒社會大眾："自由是一切價值的基礎！"。

因此，在免於極權專制壓迫的自由場域環境中，人類可以追求各種進步，實現個人內心的價值偏好，進而提昇文明。因此，個人在思想層面，應隨時保持惕勵，捍衛可以讓人格和意識向上提昇的價值。一旦個人的價值基礎自由被剝奪，乃是預告社會文明的倒退。

對於治療「意義迷失」症候群，「奧地利」籍「精神分析」學家「維克多‧弗蘭克」，以其身為猶太人，而且是有過「納粹」的「奧茨維玆集中營」的劫後倖存者的苦難經歷，向失去存在意義的世人提示「意義治療法」。

他的觀點，有值得當前人類參考之處：社會是命運共同之人群建制，其中「惡的勢力」是免不了的一小部份人；而且是為了營生自利，而專門欺壓凌虐或恐嚇自己社會的人，以向強權壓迫者倖進，而求獲取短暫的偷生和特權；此種人被稱為「酷暴」 (Capos) ，基本上，這些人有極大的比例，是臨床醫學上的「虐待狂」，只要有機會展現他們性格上的症狀，他們都不會遺漏和手軟的。

因此，體認現實處境的險惡，在心靈深處尋求超越，以「酷暴」的存在作為自我惕勵；警示自己若無以堅持，將被迫和他們為伍；並且應該在內心深處，感謝比自己偉大的超越者，給予的堅持向善的意志，正是守住精神防線的武器。

「弗蘭克」也引用德國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打不垮我的，使我更堅強" (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stärker.)；鼓勵在現實環境中，有存在挫折困頓，或感受到被壓抑的人群，找到存在的意義。

另外，另一位德國哲學家「叔本華」也曾提到，"惡有積極的意義"；「惡」的存在，可以惕勵人群，劫難的可能性；夢想的圓滿實現，仍然有待人群的努力。

-《寫給在各種現實困境中的掙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