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生筆記 -《語言、困境與人生》

對照當前的人類社會,在面對各種爭 議性議題時,對語言的濫用和情緒性的爭議此起彼落;對於解決問題,不僅沒有助益,而且還衍生出更多爭議。久而久之,社會不免就會出現「集體焦慮」的現象。

「思想是語言的囚徒」,這一句話,大致上,可以顯示,社會大眾是如何被教壞的;和如何造成社會失序和政治無能的。人類的社會,需要有對話的機能;那是溝通、理解、包容、妥協和接受的機制。

否則,國家和社會所呈現的,只有不同意見者的流動情緒和對立,以各自彰顯自我的立場;公民社會應有的良善進步的思想,反而被隱藏壓抑了。語言對思想的禁錮牢籠,也更加地強化了。我認為,人類的文明思想開化,是在語言的反動禁錮中辯證實踐的。理性必須解放思想!

正如哲學家「盧梭」,向世人所揭示的,"自然孕育人類,而社會污染人類";人類生來,應該是純潔的狀態;然後逐漸成為社會化的產物。歷史證明:人類的處境是無奈的;人類的期望,常與實際背道而馳。此種背離逆反的現象,最常表現在經濟的集體行動行為上。

社會上,在眾人語言宣嘩的集體催眠下,偏向同一方向的行動;以致集體陷入沉淪的困境。集體性的樂觀,或集體性的悲觀,已經成為人類揮之不去,如影隨形的宿命。「盧梭」曾說:"人類生而自由,卻無時不自由!"。人類應該如何超越宿命加在人生的悲劇?

我認為,套在人類身上的枷鎖是宿命;卻是人類自己造成的。人類用自己的語言,為自己製造了牢籠,用來關住自己的思想。一切生命體都有此種荒謬的現象。人類以外的動物,以嘶吼、啼叫、和鳴泣等溝通聲音,反映其內在的意識,進而喚起行動,卻暴露出自身的位置,而招來危機。

植物的靜寂無聲,卻被它們的定點位置取代,而決定了它們的榮枯。人類,是時代和環境的社會化產物,當制約人類心靈的條件和場域有所更迭變化,必然會對人性產生存在意義的沖擊。

如果說,人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變化,不需付出代價,則今日的文明,將會是另一種低層次的面貌。人類社會中的偉大成就,皆來自於,人類自身對文明的不滿。因為不滿,而產生對立之矛盾,而賦與哲學家辯證思考的時空場域條件。文明進程中的各種價值偏好的可能實現,俱源於,應該穩固堅強地捍衛社會的基本價值信仰;否則,文明即可能退化和毀滅。

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威瑪共和」,在王權專制傳統深厚的「德意志民族」中出現,曾經為「國民主權」的實踐,開啟了一次契機;也曾經帶動了,公民社會中的思想和文化的解放運動。然而,王權專制改制為民主共和的歷史性意義,卻伴隨著經濟的緊縮疲弱而迷失。

「威瑪共和」,不是由「希特勒」開始終結的;而是由選擇他上台的德國人民開始的。回顧「德意志」民族苦澀困窘的近代歷史,現代德國年輕的世代經常向他們的祖父母輩們詢問:"你們當初為何不阻止希特勒?"。

事實上,此一問題也等於向二十世紀的德國歷史,提出了殘酷的質問,那就是德國「威瑪共和」失敗的原因,和「國家社會主義」興起的原因。然而,歷史的探究,在引入社會精神病理學的分析之後,「希特勒」的出現絕不是歷史的偶然;「法西斯主義」的基因是潛藏在社會大眾的血液中的。此種思想病毒是透過語言傳染的。因此,類似的問題,也適用於向陷入民主實踐困境中的國家提出來。

正如同人類是時代和環境的社會化產物,「希特勒」不會只是「日耳曼民族」的歷史人物,只要人們失去警惕,仍有許多個「希特勒」會在屬於他們的時空場域中再現。嚮往自由是人類的天性,在二十世紀以論述「自由主義」,捍衛人類的社會文明不受集權專制侵犯的「奧地利」裔經濟學者「海耶克」提醒社會大眾:"自由是一切價值的基礎!"。

因此,在免於極權專制壓迫的自由場域環境中,人類可以追求各種進步,實現個人內心的價值偏好,進而提昇文明。因此,個人在思想層面,應隨時保持惕勵,捍衛可以讓人格和意識向上提昇的價值。一旦個人的價值基礎自由被剝奪,乃是預告社會文明的倒退。

對於治療「意義迷失」症候群,「奧地利」籍「精神分析」學家「維克多‧弗蘭克」,以其身為猶太人,而且是有過「納粹」的「奧茨維玆集中營」的劫後倖存者的苦難經歷,向失去存在意義的世人提示「意義治療法」。

他的觀點,有值得當前人類參考之處:社會是命運共同之人群建制,其中「惡的勢力」是免不了的一小部份人;而且是為了營生自利,而專門欺壓凌虐或恐嚇自己社會的人,以向強權壓迫者倖進,而求獲取短暫的偷生和特權;此種人被稱為「酷暴」 (Capos) ,基本上,這些人有極大的比例,是臨床醫學上的「虐待狂」,只要有機會展現他們性格上的症狀,他們都不會遺漏和手軟的。

因此,體認現實處境的險惡,在心靈深處尋求超越,以「酷暴」的存在作為自我惕勵;警示自己若無以堅持,將被迫和他們為伍;並且應該在內心深處,感謝比自己偉大的超越者,給予的堅持向善的意志,正是守住精神防線的武器。

「弗蘭克」也引用德國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打不垮我的,使我更堅強" (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stärker.);鼓勵在現實環境中,有存在挫折困頓,或感受到被壓抑的人群,找到存在的意義。

另外,另一位德國哲學家「叔本華」也曾提到,"惡有積極的意義";「惡」的存在,可以惕勵人群,劫難的可能性;夢想的圓滿實現,仍然有待人群的努力。

-《寫給在各種現實困境中的掙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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