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生筆記 -《「私業」與「共業」》


「家臣」與「惡犬」,二者,都是被圈養,看「主子」的臉色行事。換言之,沒有自主的覺悟,沒有「人性」是當然的;二者的本質,就是「奴性」。古代有「畜奴制度」,「養犬」更是遊牧時代就有了,「獵犬」和「牧羊犬」,被訓練作為「獵」與「牧」的驅動工具。

人類的社會制度,從封建到民主,有漫長艱辛的奮鬥歷程。人,生而不平等;更何況,自由從來不缺敵人。「為奴」與「為犬」,有「精神病理」上的病因;也有生命的無奈,失去自由而被圈養;自此,人失去了自由選擇的空間。

人,無自由就無選擇!在民主時代,顧名思義,人民作主,有了選擇;人民就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歷史的變異,在於「人性」之中,存有詐欺和背叛。人,也有無奈的迷失,因信任而作出選擇,却被背叛;那是情感上的傷害和理性的沉淪。

現實的情況,在特定的時空,人會見識到「業」;「私業」與「共業」的禁錮。探索因果;少數人的「私業」與多數人的「共業」,互為對立,却是同源;出自於「人的奴性」,自甘沉淪。

「奴性」,是一種死心塌地願意「為奴」而受支配,被驅使的「癮」,也就是「依賴」。精神上的「癮」,必須以「啟蒙」救贖;生理上的「癮」,必須以強制手段去除,却因此,讓受支配的精神,更加亢奮,而得到「高潮」,於是一再依賴與期待「他者」,而成為死心塌地的「虛無信徒」。

這種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太普遍了;小自「煙癮」、「酒癮」、「藥癮」、「窺癮」、「偷癮」、「暴力癮」;乃至「死忠粉絲」、「X教信徒」、「深X色」。以上,我稱之為「奴癮」;難道,僅限於一般人嗎?

不,既然是「人性」的變異,則「奴性」無所在;「為奴」的誘惑,甚至出現在受高等教育的人身上。傳統的觀念,以為「讀書人」「知識」程度高,對於「常識」不足,也普遍包容,頂多嘲笑為「書呆子」,不如市井巷道的販夫走卒。但是,世間最冷血無情和殘酷無義的人,也多為此輩。

歷史上的「法西斯」幽靈,再變異為「種族滅絕」的「國家暴力」,是由兩類惡棍為之,「黑手黨徒衆」和受高等教育的「嗜權者」。以德國「納粹黨」的組成來檢視;正是如此。

哲學思想史上,以分析「極權主義的起源」而卓然有成的「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和她在德國「馬堡大學」時期的業師,後來被指控為「納粹黨」同路人的「存在哲學」大師,「馬丁‧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教授,在「納粹德國」興起時,暫停「師生戀」的浪漫與曖昧,各自選擇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方向。

「阿倫特」走上流亡,後來到了美國,成為研究「極權主義」的政治哲學教授;「海德格爾」留在他寄予期望的「納粹黨國」,如同有些知名的知識人和文化人,投身為「極權主義」「嗜權者」的「家臣」;戰後已無從說清那段「黨國時代」的不堪過往。

在反省的意義上;「讀書人」所學何用?自甘背棄所學,投身「黨國」,仰虛無的「嗜權者」的氣息而呼吸,成為看守召喚「家犬」的「家臣」,與同屬平庸不堪的「嗜權者」成為「主僕」。對外,却色厲內荏,任强權外患頤指氣使。

在情急之下,「嗜權者」竟然驅使「家臣」,召放「家犬」咬人;正是「阿倫特」為《「艾希曼」受審案》,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對邪惡的平庸者之報導」(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 中,所指控的「平庸者為惡」。

「阿多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 ,為「納粹黨」高官;是「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方案執行者;他既非「狂熱的」信仰者,也非「反社會」者。他就是那種相信「為官」就是要聽命辦事的「一般人」,因此,在面對大是大非的重大選擇時,可以昧於事理,認為死心塌地願意「為奴」而受支配,是安全的和討好的。

殊不知,一群願意「為奴」者類聚,必然「狼狽為奸」,種下禍根;這正是「邪惡的平庸者」(The banality of evil) 的本事。「家臣」與「惡犬」,以「私業」而成全體人民與國家的「共業」。可嘆啊!

關於「漢娜‧阿倫特」與「馬丁‧海德格爾」的「師生戀」,我另寫《那一年冬天,在馬堡,等待他點亮燈!》文章;在此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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