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學筆記 -《「釋憲」的「台灣人國家」》

 

 

習慣於舊法而恐懼變法，常見於人事更迭、政策改變；最大的改變是「革命」；於是人群中有危言聳聽或抗拒："不許動！"。「大法官」將有一批「權力新貴」上任；社會上，已不乏恐懼「異端」的心理和流言。

似乎，恐懼者已自居「憲法學家」，自己先「釋憲」、「護憲」，然後「誅心論」，以為「惡魔將至」。大可不必如此！憲法只是特定時代的法律思想；重要的，是與時俱進，實踐進步與文明；有變與不變，而非一成不變。

奉蒙昧的、虛幻的「國家神學」為教旨，以致自欺欺人和誤國誤民。這是現時的憲法徒有憲法之名，卻多有窒礙難行，不適合台灣追求正常國家和進步的原因。一部沒有生成於台灣人的土地和人民的「遷佔者憲法」，只是殖民心態所外顯的自欺和幻想。一部缺少台灣人主體意識和價值的「外來憲法」，注定只是「異教者」的「神國」，必然灰飛煙滅。

憲法，不是流亡者、遷佔者和殖民者的「自戀式」的浪漫小說；更不是超越時空的意淫投射。憲法所要彰顯的自然精神，就是生成於本土；人民對於共同形成國家的最大「法意」和「法識」的約定；這正是法國哲人「盧梭」所揭示的「社會契約」。

歷史的發展，在國家法哲學的意義上，台灣有原民族和各個時代的移民，對海洋的精神嚮往和冒險，而生成的自由民主的共同方向。未來，經由釋憲量變的趨勢，正在對「遷佔者憲法」的質變，終於成為台灣人的「國家契約」。

這正是台灣的歷史發展符合德國哲人「黑格爾」法哲學中「歷史的絕對精神」的完成：理性的意志，存在必然是合理的。

曾經，在德國研究「公法學」和「法哲學」時，我注意到一句「拉丁文」的法律智慧諺語，對於承接「羅馬法」文明的「大陸法系」中的「立憲主義」的爭執，以真理的宣言，界定憲法是生成於土地與人民的自然聯結，以證成「遷佔者憲法」的末路和出路：

“Est igitur res publica res populi, populus autem non omnis hominum coetus quoquo modo congregatus, sed coetus multitudinis iuris consensu et utilitatis communione sociatus.” ；語意是："人民，是因法律的共識和利益而結合於所在的土地上決定國家境內的事務"。

失去原來生成的土地和人民的「遷佔者憲法」，相較於被原生地上的新國家的人民廢棄的下場；來到台灣人的土地上，被釋憲而質變轉化；應該是幸運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