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生筆記 -《「咎」的意義》

 

 

 

學校發生「納粹醜事」；誰該負責？高中學生是「未成年人」；家長、師長和校長都有不同方位的責任。其中，校長有推動校務和督導校務行政之責；私立學校的校長，還必須先對「董事會」負責。

家長，送子女入學校，校長和老師有共同督導和教育學生的職責。師者，傳道、授業、解惑；尤其解惑，重在鼓勵學生，在自由精神和獨立思想的基礎上，明辨價值是非，好學能思。畢竟，中學生生理早熟，心智卻仍未成年；家長和師長的適時和適當的引導、勸解和規範，仍不可缺少。

從這個角度出發，「未成年人」的「高中學生」玩「變裝秀」，觸碰外國的社會、宗教、民族的傷痛和國家的痛腳；引來抗議，承受者是台灣和台灣人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日後招致無辜的台灣人，在國外受到蓄意的報復。

對於宗教和民族的傷痛宜謹慎面對，不可對特定的對象無視傷痕地輕侮和羞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同理心，也是文明。

校長，在這件「納粹鳥事」上，有行政督導責任和失職；至少已經讓校譽受損。下期的「私立學校評鑑」、招生的名額和政府補助款，校外捐獻，都有不利發展的可能。

督導校務，得到"負評"，校長審度形勢而辭職，至少是個人的行政承擔。但是，台灣能否走上捍衛文明價值的轉型正義，恐怕仍然是「歧路亡羊」；類似的「納粹鳥事」仍然會再發生。

台灣駐德大使，不過是點出民主燈塔底下仍有烏賊成群，竟在國會殿堂上，引來「理番部」的「斷交部長」答詢，要勸告大使："注意自己的身份已不同於往日"。

殊不知，大使在「駐節國」對國內發生「納粹鳥事」的指正批評，又不是批評德國的內政；反而是在「去納粹化」( Entnazifizierung)的法律政策明確的「聯邦德國」，呼應堅守共同的文明價值，高於只能謹記大使身分，作一個"無用旁觀者"的意義。

「變裝納粹秀」，從「咎」的意義，理解到台灣社會仍有積污難清的「納粹黨國」的遺害；仍然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來啟蒙和去除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