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學筆記 -《「納粹台灣」與「黨國法官」》

 

 

 

台灣「解除戒嚴」，至今年已經三十年。「戒嚴令」已遠，當年出生的「嬰兒」，今年已是「三十而立」的「成年人」。

但是，「戒嚴統治」對台灣人民心靈上和思想上的殘害，仍然殘跡斑斑；民主時代的台灣，無論世代的先後，在思想和心態上，仍然可追索到「戒嚴統治」的最大病毒「黨國」；「以黨治國」、「以黨領政」、「黨高於國」、「黨國不分」、「崇拜暴力」、「懷念獨夫」，「黨奪國產」…。

不久前，有台灣的中學生裝扮成「德國納粹」，引來國內外媒體報導、批評和相關國家駐台灣代表的關心和抗議。其中，台灣駐節德國的大使，也曾經發文批判，台灣仍有裝扮成「德國納粹」的中學生，是當前的環境中仍有「黨國現象」的殘存。

大使之言，觸動那些自認被影射的勢力，出來表演「痛心疾首」，彷彿被踩到痛腳。這種反動勢力的集結再現，正是自證：「黨國已亡，幽靈不散」，「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可見「黨國」的「戒嚴統治」，在台灣土地上，盤根錯節非常嚴重。

思想自由，包括言論自由、表意自由、…不涉及侮辱的言行和暴力行為的表現，在「民主國」和「法治國」，都應該受到尊重和保障權利。

「法治國」的司法，是正義和權利的世俗最後防線；如果「司法官」本身，包括代表「國家法權」意志的檢察官和職責「正義天秤」的法官，有「黨國威權」的殘存，則國家的法治仍難以「去黨國」。司法的可信和可靠，仍然是遙不可及。

德國的「納粹黨國」司法，曾經是「納粹黨」的「附從部門」。那些在「偵訊室」以暴力逼供招認，在法庭上怒吼和咆哮「被告」，公然自稱，正在執行「納粹黨國」的「神學意志」的「司法官」；在德國的司法自清過程中，被視為難以抹淨的恥辱印記。

戰後的「聯邦德國」，持續地執行全面地「去納粹化」的過程中，「黨國法官」以各種掩飾、隱藏的手段，自我保護，以致司法的「去納粹化」的進程甚為緩慢。

「納粹法官」在黨國時期，是以司法處決「黨國敵人」的「鷹犬」；在戰後，仍然彼此互相掩護；對外，換上另一種高尚的儀態舉止，出現在社會名流的文化活動場合，讓一般人民難以置信，自己曾經與「兇手」握過手或擁抱過。

若非社會上仍有追求歷史正義的有心人，那些「黨國法官」仍將坐享曾經被壓迫的人民所奉養優渥的待遇和尊崇的社會地位。

時間是公平的，有的「恐怖司法官」仍存在民主時代的台灣司法體制中被陸續揭發過去的不堪言行：在法庭上怒吼被告，言語帶有族群歧視和極盡威脅羞辱被告，完全是「黨國法官」的威權心態。這般黨國殘餘是司法自身的恥辱；也自證，裝扮成「德國納粹」的中學生，在台灣不是意外的單一現象。

在自清和「去恐怖司法官化」不完備的情況下，人民若徒然相信司法，豈不是，成為不公不義的幫兇。在「納粹台灣」，人民面對司法，只能看運氣。信任，太浪費自己的善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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