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故事筆記 -《「不通」的意義》

 

 

 

曾經，台灣對中國實施「三不政策」；中國在一九七九年元月初，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之後，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訴求能與台灣「三通」：「通航、通商、通郵」，希望與台灣有橋樑聯結，才有更進一步染指的機會。

當年，「三通」的訴求和渴望，以及自信，是中國「和平統一」政策的配套措施；也是「美中關係正常化」，‘’武力侵台‘’無能為力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轍。那個不通的時代，在解除戒嚴之前，台灣人自行與中國有「三通」事實者，俱屬「通匪」，會受到「刑法」的「公訴」。

當年，我在金門服「預官役」；在前線的深夜出去查哨，常聽到對岸「共匪」的「播音站」放送親情訴求：有老母親泣訴思兒之苦；還問：“娘託人寫信給你，都沒有你的回信”。

當年，我聽多次之後，同是出外的遊子，我能感同身受“母子同心”，却呼喚而無下落的痛苦。當時，有些我方的官兵叛逃，除了政诒立場的變異或居心之外，有些“老芋官兵”的叛逃，確實是難耐思鄉和思親之苦；親人阻絕，各在海的一方，是天倫的不幸。

當年，我即使服役多勞，仍不忘得空讀德文和哲人“”尼采’的“語錄”；記憶中，有讀過一篇關於“柏林圍牆”分隔一座歷史名城和阻斷親情的無人性和荒繆的故事。直到我自己後來赴德國求學，曾在一九八九年，來到「西柏林」遊訪；看別「東柏林」來的探親客返家時，大包小包的民生物資隨行帶回「東柏林」。

前後十年的歲月，我在「金門」和「西柏林」兩地，分別親自見證政治殘害人性和人倫的粗暴。有過經歷，我知道，政治的對立而強制和破壞人倫親情，終於枉然。只有專制暴力的政權，才會枉顧人性。

這也是為何必須捍衡自由，鞏固民主的原因。人民、人性和親情，絕對不應該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台灣曾經在‘’外來黨國政權‘’，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體制」下，因缺乏自信而採行「三不政策」，閉關自守。幸好，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趨勢，使開放成為歷史的必然。

很遺憾地，中國自稱「大國崛起」，却愈來愈缺乏自信，愈來愈退縮保權和禁錮專制，與一九七八年所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背道而行；甚至放話，以“斷絕”與台灣的「三通」威脅台灣。

若真如此，將是中國自己的重大“損失”，於台灣無損毫髮。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都是‘’經濟學博士‘’；渠等應該知道，所謂“中國崛起”的基礎，是得利於「改革開放」。

彼等二人的經濟學問能力，是真是假？就看下一步，要不要“自宮”曾經視為“統一戰線”的“寶貝” ：對台灣的「三通」？也許，台灣人可以看到「葉公好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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