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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故事筆記 - 《「湊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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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開始「走市集」,是在初中二年級時,學校對於俺這種第一屆的學生加強了課後輔導的時程。於是,晚上八時才下課,俺沒有住宿在學校,而是頂著夜風或寒雨,騎鐵馬回家;次日,趕早出門又去上學。 當時,真有苦日子輪迴的無奈。然而,對台灣政治現實和不公不義社會結構的理解,也從那時得到啟蒙;趕上有限度的「中央民議代表的增補選」活動,在晚上回家途經台北市南機場附近,有黃信介、康寧祥,•••等「黨外」的演講,俺禁不住調轉鐵馬,騎到場子附近旁聽。 當時,總可以察覺有「便衣卒子」埋伏監視;另有一個特色,就是有湊上來趕集的烤香腸、彈珠檯的流動攤販,跟著遊走不同地方的場子,還提醒俺場次路線時程。 寒風中,行動燈光下,燒烤香腸的煙氣和煮玉米的熱氣似乎襯出台灣民主抗爭意識的生機。俺就如此地,理解和接觸台灣這片土地上庶民渴望自由民主的真實面,反而對於在學校課堂上屢考高分的中國歷史、中國地理更疏離,更有批判性的質疑。 之後,隨著台灣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進程,來到高中、大學,陸續接觸和認識台灣歷史、地理、人物,一路站在台灣這片大地上的自信;看到台灣的解除戒嚴和解構,年紀也來到人生初老,思想能力更能洞察現象直探本質。 說來,俺很懷念初中時期的好奇、叛逆歲月,下學後不趕快回家而是去趕民主運動的「黨外市集」,湊上去買一支烤香腸或水煮玉米充饑,甚至再玩一把打彈珠檯,到演講收場才回家,已經是晚上十一時多了。 台灣的民主已從「黨外」發展到「多黨」,俺也不再去趕市集的造勢場子聽演講了!許多新興政黨,淪為說不清楚、講不明白自己政黨對台灣的國家願景,而淪為「政治地攤黨」,以話術媚俗於社會;說來說去,就是賣劣質的「中國神器」,迷惑社會必須相信「中國皇帝」,沒有靠中國就會死。 這般虛無現象,呈現給本土台灣人看到的是,到中國北京趕集,凑上中國,替中國說好鬼故事。俺自傲於青少年時期湊上去的民主洗禮和啟蒙,使自己現在能看清楚和拒絕那些賣假貨的趕中國市集的走卒子。

法哲學筆記 -《「近侍」》

什麼款的人需要「近侍」?就是貼身而可以委辦機密「怪事」的人。以現代的組織用詞,就是「秘書」(secretary),字源來自「秘密」(secret)。

「近侍」有不同的身份,在「封建皇朝」的時代,「皇帝」信得過,可以交辦「秘密」的人。如果是「後宮」的女人,以似臣似妾,又非「朝臣」,只好自稱「臣妾」,既膨脹自己又在皇帝面前以「妾」自居。

這款「鳥事」,就打中男人的心坎,尤其是有「權力慾大頭症」的無良男人的「淫癮」。男人之患,在妄想眾星拱月,像一只茶壺,被配上幾只茶杯的多位「臣妾」的超人。

為什麼有權力的男人喜愛以有姿色, 身材可‘’膽前顧後‘’的女人作「秘書」?實則是「近侍」。「精神病理」上的探索,這是男人‘’家裡有虎‘’,夜裡提心吊膽;白天在公務的場域,可以有「近侍」供使喚,不無補償心理上的缺陷。「臣妾」領旨謝恩,大頭的「朕」聽了,也虛榮飄然。

然而,有些「臣妾」只有「花瓶」的功能,只好另找些‘’被閹‘’的男人來扮演跑腿走卒和傳旨。

「近侍」的現象是病態的權力支配和從屬關係。關鍵在於有病態的權力者,患了「大頭症」,想像自己是無所不能的「皇帝」,最好是歷史上那些邪惡大於效率的「暴君」。然而,這些「模仿者」都是智能低落,無創新能力的昏君,嗜權而已。

以中國的「中央集權制」為例,自「秦帝國」之後,歷經兩千兩百多年來,縱有「皇權」的更迭,依然都是實行「秦制」。人物的貨色,只有兩種角色在混:「皇帝」和「近侍」,包括太監、臣妾、內臣,各路奴才,奉「皇權」為核心。

中國的「習近平」,終究不掩集權的野心而「稱帝」。無獨地,在台灣,也有自己想像是「皇帝」的民選「台北市市長」,以「毛澤東」和「清帝國」的「雍正皇帝」為學習的榜樣,稱「市政府」的決策近侍為「軍機處」;視機要顧問為「太監」。這般現象是病態的、反民主的和反法治國原則的醜事。

在去年的本日,俺曾寫下「法哲學筆記 - 《 「愛將」》」乙文,指陳「台北市長」的「嗜權」對「民主國」和「法治國」的危害,意圖以病態的權力意志顛覆文明的進程,向「習近平」的「皇權」看齊,回到「人治」的「權力黑洞」。時代的精神有「病理」,必有「返祖」的病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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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學筆記 - 《「愛將」》- 2017年9月29日-

「私人武力」,最早出現在「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形成制約部族的強迫力量,也是鞏固「奴隸社會」的安定力量。

隨後的發展,「私人武力」演變成「民兵」,成為部族領袖遂行意志的工具。在演變的進程中,基於分工的原則,部族領袖需要從「私人武力」的群體中找到關鍵的人物,委以信任和職責,此人成為部族領袖的「貼身傳令」。

在委以任務時,「傳令」成為「愛將」。「國家法哲學」在論述國家的形成、本質、目的,强調「正當性」、「合法性」和「公益性;」,討論應該如何定位「私有武力」,以符合上述的原則?「武力國家化」,依制度不依個人,才是有「公益意義」的「善的武力」。

經由辯證程序,以釐清國家的存在價值:事涉國家對外的「交戰權」和對內的「統治權」,以及因權力所衍生出來的攻擊、鎮壓和殺戮行為,在「國際法」、「公共行政法」和「刑法」上的責任。

以上的前景說明,是源於,最近發生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局長」被「內政部」調任「內政部警政署」的「副署長」,此項人事「調派令」引起「台北市長」極大的不悦而有情緒發言。

「市長」所不悦的事,在於被撤換的「前警察局長」,被視為「愛將」,被器重而意圖保留在「市長」自己的身邊。「市長」的「巿政治理」能力和「治理危機」,在此「反民主」和「反法治」的「自由心證」,已經流露出來。

「市長」對上級政府的不滿,只有情緒表現,却欠缺合法的與正當的「行政法權」的基礎。「市長」為「愛將」被撤而不悦,是自私的和徇私的表現,表現出自己欠缺「公法學」的知識,很像古代的「國王寵愛妃」的昏庸故事;也完全背離現代「法治國」的「依法不依人」的治理原則。

這件事情的嚴重程度,值得作為民主政治的主人,「台北市」的市民加強警惕:「愛將」的存在,是反映專制和獨裁的危機已經存在,以及政府治理的「返祖現象」。

客觀上,在「台北市」所呈現的事實是,存在「私有政府」和警察大軍,透過「愛將」的存在淪為市長的「私有武力」的不正當。這是典型的「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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