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生筆記 - 《「自由廣場」》

牆國「土皇帝」，在新年方始，對不屬於「天朝皇權」所及的域外，在國際法權上「事實獨立」的台灣，發出「招降」歸附牆國，以成一國的「蛋頭聖旨」。否則，域外雖遠，牆國匪軍必征。牆國矚意的「過渡方案」，乃不知淺陋的「一國兩制」。

謬矣！台灣與牆國，在十九世紀末期的「馬關條約」生效後，法權上即已互不相涉，故不同制，何需強迫為「笨蛋一國」，而興攻伐台灣之併吞妄圖？必然地，「蛋頭土皇帝」起床踢到鐵板，出門撞石牆，自己貪吃而砸鍋矣！

「一國」所指，當然被預設為牆國；何以讓多數台灣人疑斥？觀牆國之歷史演進，是「前現代」的「極權專制」國家；精神內容迄今充斥「成王敗寇」又「反動」的國家神學，歷史的進程始終圍繞「皇權永固」的「天朝秩序觀」，呈現吞噬異議和進步的「歷史虛無主義」。

牆國的「天朝秩序觀」，以近代「帝國主義」的領土野心，摻入歐陸義大利為主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為主的「納粹主義」；本質上，「國家性格」是壓迫的「排異主張」。當「天朝」妄想回復「歷史主權」的領土，則意味著，欲擴張和吞併野心所在的目標領土。

歐洲國家，歷經慘痛的數百年「歷史主權」的領土爭議和戰爭，對於擴張國家功能的政冶、經濟和社會的廣泛整合，所採取的程序，是「合約加盟」，視「強迫」為違反人權和自由意志的禁忌。英國與歐盟的合與分，均以民主的、法治的和社會的程序，尊重各個平等主體的自由意志；所彰顯的意義，是對高貴的、普世的進步價值的信仰和自信。

六年多前，俺為德國來台灣訪問的三位教授、學者「導遊說故事」；其中一位出身英國籍，任教於「柏林洪堡大學」的教授，在台灣的「自由廣場」上，面對被俺視為「法老王金字塔」的「中正紀念堂」，有他的典型英國式的風趣見識；俺迄今依然記得。

在英國即將完成「脫歐」（Brexit）程序，重返「世界國家」之前；在那些崇尚自由不受綁約的英國人心中，即使價值已屬人權的、進步的歐盟，依然是可疑的合作夥伴，不如「脫歐」拆夥，來得自由自在。

在「疑歐者」心中，歐陸的封建、反動的根底依然難除；仍然是孳生「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肥沃土壤。證諸近年，歐陸的「民族主義」、「排外暴力」、「反伊斯蘭」和「反猶運動」再興得權，可見「疑歐」和警惕「惡的存在」，是必要的心理準備。

六年多前，英國籍的教授和同行的夥伴，兩位德國教授的互相挖苦說笑，俺以臨場的跨文化見證者，深有理解。似乎，本年英國的「脫歐」（Brexit），在那一年的「自由廣場」上，是預言也是啟示的「必然」。

英國，在其地理上、文化上、宗教上和歷史哲學的意義上，法律密如細網的歐盟，是自綁手腳的「怪物」。自由就是選擇！誰願意讓自己與「怪物」綁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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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故事筆記 -《法老王，自西徂東！？》

2012年11月4日

作為德語導遊，國內有兩處景點，我在為外國訪客導遊時，必須保持戒慎恐懼的心理狀態；分別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國立中正紀念堂》。但是，在真理之前，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和評價，以及文化的延續與發展，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解說的。人生如戲，在舞臺上下，每一個「言說者」和「觀賞者」，不妨以坦然謙虛的態度客觀地面對即可。

應我國政府的邀請，來台灣參加學術研討會的德國柏林研究機構的四位大學教授，在選擇參訪景點時，相片中的女團長和副團長分別選了《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國立中正紀念堂》。這兩處景點的參訪人氣現況，明顯的反差對比，正好呈現了，當今台灣和中國文化交流的不正常，和中國旅客來台灣旅遊活動；被人為扭曲的異樣。

作為一位歷史的見證者；我懷疑當前這類政策會達到想要達到的真正目的；《大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開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種現象也正好是德國訪客對我提出的一項問題：何以致此？

訪客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曾被不文明的舉動衝撞打斷多次，以致一頭霧水；其中一位教授，寧願自己去逛街購物了；而三位教授隨我來到了《國立中正紀念堂》，感覺到悠遊自在，反而以問學的認真態度，對於兩位「蔣總統」的歷史功過有較詳細的詢問和瞭解。

這三位教授中，有出生於德國戰敗之後的「去納粹化」( Die Entnazifizierung )年代的德國人；另有一位是出生於女王登基年代的英國人，分別在英國和德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又娶了德國籍妻子，任教於「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HU Berlin)。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西方世界的學生運動時期，他們正是躬逢其盛的大學生。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如火如荼地進行；西方世界的大學生奉「毛澤東思想」，為反「資本主義」制度的標竿；都經歷過思想激進的狂飆歲月。

團長說：他們曾經於十年前造訪過中國北京，也參觀過《毛主席紀念堂》( Mao Mausoleum ) 。在我解說「蔣」與「毛」兩人既合作又鬥爭的歷史時，團長問我："他們兩人究竟是敵人？還是朋友？"。我說："比較像「法老王」家族；兄弟成仇；只好各自找禁地建「金字塔」。中國歷史有「成王敗寇」的惡習；他們兩人到了人生末期，應該沒有力氣再恨對方了；而比較希望後人稱他們為「哲學家」。

有這種想法，其實符合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定義的「哲王」概念；想要統治國家的人，應該先為王，再修哲學？還是直接讓哲學家為王比較好？以他們兩人長期的鬥爭內戰和對峙，死傷無數人；無辜的人民因此流離失所。他們晚年想當「哲王」，代價已經太大了！"。

這幾位教授的大學時代，距今近四十年了，如今已享有知識菁英的高貴社會地位；在觀看兩位「蔣總統」在台灣的歷史階段時，團長問我，可否願意敘述，舉例說出那個時代裡，受壓抑的具體感受？因為她不止一次來過台灣，都是在台灣已進入自由和民主的時期了；在西方世界，他們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所認知的台灣，是「獨裁專制」的國家，自稱代表「中國」；只知兩位「蔣總統」牢牢地掌控統治權；而台灣和人民沒有自己的面貌和聲音。團長說：歷史，不妨今昔對照，以呈現時代精神的差異。

關於歷史的對話，教授們似乎也想藉著導遊行程，聽到田野的聲音；我告訴德國教授們，我的人生有三十三年是成長和生活在「戒嚴時期」；我的父母在世時的經歷更長了，而且還曾經「失語」。

「老蔣總統」對於被統治的各路草民，猶如古代被嚴密地保護的皇帝。一般人，早在他來到前就被驅趕走了；倒是「小蔣總統」曾經在我於金門前線服「預官役」時，前來視察防務和勞軍；當時全防區實施軍事戒嚴，各陣地指揮官一律嚴格掌控人數和槍械彈藥。

「小蔣總統」曾經從我面前走過，微笑點頭；而他的「隨從官」們，每個人都像老虎一樣，對我們這些「死老百姓」官兵虎視眈眈。不過看得出來，「小蔣總統」比較想要親民；應該是和他青年時期，在「蘇聯」的勞苦經歷有關。

記得「老蔣總統」(1975年)去逝的那一天午夜雷雨交加；清晨，我聽到收音機的新聞放送，配著哀樂；知道一個時代過去了。

在當日上午，大學的「經濟學」講堂上，老教授不滿許多仍不知詳情的同學們，依然嘻笑地招呼問安，竟然怒責同學們不知死活，今夕何夕？隨後；他竟引用中國唐朝詩人「杜牧」(西元803 - 852年)的詩句，斥責遲到卻打扮亮麗前來上課的無辜的女同學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樊川‧泊秦淮》；隨後宣佈："老師已經沒有心情再上課了！完了！；下次上課，每個同學都要佩帶黑紗；而且不可以說笑！走路要哀淒，像孝子孝女一樣！"。

德國教授們聽了我的陳述後，本來想要放情哈哈大笑，卻強忍下來；副團長問我："Alfred, 後來你的「經濟學」專業，究竟有沒有修習及格？"。

我說："當然有啊！因為教授當天震怒後，大家知道後勢不妙，教授就像「法老王」( Der Pharaoh )，可以決定學生的生與死！所以後來，我們都很認真地效法「老蔣總統」的遺訓，「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這一科「經濟學」修得特別好；台灣後來的經濟發展迅速，累積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我們那一班同學，說來，也功不可沒！"。

當我指著「老蔣總統」的上面兩句遺訓，穿鑿附會一番時；德國教授們似乎第一次聽到，有人當面形容教授是「法老王」，有些莞爾和不知所措，而礙於對場所的尊重，強忍壓抑著自己，繼續跟隨著我的解說前進。

出了展覽廳，走在「自由廣場」上；其中那位英國裔「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出身的德國教授，終於笑著搭上我的肩膀，對著團長和副團長說："他們台灣人民還很像英國人，喜歡開女王玩笑；將此地「法老王」的禁地稱為「自由廣場」。"。

他又說：" Alfred說得也對，我早就笑你們德國教授，對待學生像「法老王」；我們英國教授對學生像「保姆」呢！英國女王的王夫菲利普‧蒙巴顿 (Prince Philip, Duke of Edinburgh，1921年6月10日~) 是「劍橋大學」的校長；我們教授像「保姆」一樣，為女王照顧學生！"。典型的英國式嘲弄挖苦同事和王室的風格！

他又將我推向兩位「法老王」那個方向，還主動地取了我手上的相機說："Alfred，讓我為您和兩位「法老王」在台灣的「金字塔」前合照一張相片！記得寄給「法老王」！"。

我說：等一下，換我也為您照一張吧？

他竟然說："不，謝了！我是女王的子民！我們現在還要唱「天佑女王」( God Save the Queen )呢！"

這回，換團長挖苦他了；"「天佑女王」是英國人的「安眠曲」；小時候，在晚上睡前換尿布時，媽媽會唱給您聽嗎？"；好嗆的挖苦呢！在場的男生們面面相覷。

看來；歐戰結束已經六十七年了，歐盟(EU)也整合多年了；歐陸的德國人和島嶼的英國人，還是有文化的鴻溝。異中求同，同中有異；不也是增加一些嘲弄的樂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