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共和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先生在「台灣國會」演講，以"我是台灣人"作為經典定句，得到喝采掌聲歷久不竭。「台灣人」，一個被長期壓抑和隱晦的「存在」，因外國貴賓的認同而呈現「存在主義」的「是」。
已故的米國「甘迺迪總統」於東西方冷戰高峰時的一九六三年，造訪孤單的圍城，位在被東德包圍的「西柏林」，向當地人宣示："Ich bin ein Berliner"，以自己是「一名柏林人」，向似乎淪陷在敵陣中的「柏林人」表達「同在」和「此在」。
何所「在」呢？在「自由」一方！自由的民主陣營沒有遺棄圍城裡的「柏林人」。「人生是走向死亡的存在」，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如此定義他對「存在」的認同；那是一場不知生命何時消失的過程。
於是，「意義」就無比地重要！認同「自己是誰」？前提包括可欲的價值期望："我想要成為誰？"；也有道德義務的「應然」："我應該成為誰？"以上，皆屬於「目的論」的認同。這已經是宗教般的信仰語境。
不同於世俗政治語境的「工具論」所定言的"我「也是」台灣人"，獨裁者「蔣經國」曾如是說，以攏絡被「外來黨國」壓迫的「本土台灣人」，那句話有「投機味」，隐喻「中國人」才是其「主體認同」，為有利於統治而生出「我也是台灣人」的「恩賜神話」。迄今，社會上残留「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特殊人」。
不過，「自由就是選擇」；只要是自由意志表述的認同都是被尊重的權利。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定言："人的尊嚴是不可侵犯的！"，就是「任何人」，只要是「人」都適用；於是，可以開展當今我們在台灣這片土地上，以自由為基礎，以民主為制度的「人權立國」，有別於極權專制的中國。
其「外交部長」在內的「共匪們」，正因為沒有台灣場域的歷史經驗，不能理解「台灣人」是一種價值和制度的認同，而有失大國高度，出言恐嚇「台灣人韋德齊」。有朋自遠方來，是認同屬地的自由、民主和人權…，許多高貴的進步價值所建立的「台灣人國家」。
「台灣人」，因「台灣認同」而就是「台灣人」自己；已經相對於「極櫂中國」，不再是「遠人不服」的窮山惡水刁民。相反地，中國之於台灣人，已經淪落至癡心的「惡漢國家」，經常放出戰爭的鷹犬威脅，其實，是戰略挫敗而氣噗噗的「失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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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學筆記 -《「釋憲」的「台灣人國家」》
2016年10月25日
習慣於舊法而恐懼變法，常見於人事更迭、政策改變；最大的改變是「革命」；於是人群中有危言聳聽或抗拒："不許動！"。「大法官」將有一批「權力新貴」上任；社會上，已不乏恐懼「異端」的心理和流言。
似乎，恐懼者已自居「憲法學家」，自己先「釋憲」、「護憲」，然後「誅心論」，以為「惡魔將至」。大可不必如此！憲法只是特定時代的法律思想；重要的，是與時俱進，實踐進步與文明；有變與不變，而非一成不變。
奉蒙昧的、虛幻的「國家神學」為教旨，以致自欺欺人和誤國誤民。這是現時的憲法徒有憲法之名，卻多有窒礙難行，不適合台灣追求正常國家和進步的原因。一部沒有生成於台灣人的土地和人民的「遷佔者憲法」，只是殖民心態所外顯的自欺和幻想。一部缺少台灣人主體意識和價值的「外來憲法」，注定只是「異教者」的「神國」，必然灰飛煙滅。
憲法，不是流亡者、遷佔者和殖民者的「自戀式」的浪漫小說；更不是超越時空的意淫投射。憲法所要彰顯的自然精神，就是生成於本土；人民對於共同形成國家的最大「法意」和「法識」的約定；這正是法國哲人「盧梭」所揭示的「社會契約」。
歷史的發展，在國家法哲學的意義上，台灣有原民族和各個時代的移民，對海洋的精神嚮往和冒險，而生成的自由民主的共同方向。未來，經由釋憲量變的趨勢，正在對「遷佔者憲法」的質變，終於成為台灣人的「國家契約」。
這正是台灣的歷史發展符合德國哲人「黑格爾」法哲學中「歷史的絕對精神」的完成：理性的意志，存在必然是合理的。
曾經，在德國研究「公法學」和「法哲學」時，我注意到一句「拉丁文」的法律智慧諺語，對於承接「羅馬法」文明的「大陸法系」中的「立憲主義」的爭執，以真理的宣言，界定憲法是生成於土地與人民的自然聯結，以證成「遷佔者憲法」的末路和出路：
“Est igitur res publica res populi, populus autem non omnis hominum coetus quoquo modo congregatus, sed coetus multitudinis iuris consensu et utilitatis communione sociatus.” ；語意是："人民，是因法律的共識和利益而結合於所在的土地上決定國家境內的事務"。
失去原來生成的土地和人民的「遷佔者憲法」，相較於被原生地上的新國家的人民廢棄的下場；來到台灣人的土地上，被釋憲而質變轉化；應該是幸運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