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求學時期,俺對於偉大的自由主義社會哲學家「海耶克」(F. A. von Hayek)博大精深的古典自由主義哲學非常認同。
「海耶克」是反對共產主義和制度的先知;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西方國家的知識人和社會菁英普遍地嚮往「社會主義」,對「蘇聯革命」成功後實施的共產主義熱烈支持;也鼓吹國家干預、政府管制的政策,蔚為那個時代的顯學。
「海耶克」承受奧地利「行為學派」的經濟思想,逆時代的顯學潮流,向西方國家和社會發出警告,「社會主義」就是通向奴役之路;人們依賴政府,等於交出自己的飯碗給政府,失去私有財產和個人的權利與獨立空間。
這些論述,在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小說中都有寫實的描述。人們最初希望平等和飽腹而不理解自由的可責;期望有所作為的政府主持分配和管制資源。直到淪為極權制度的奴隸,才發現自由的可貴。
歷史實證,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德國人選擇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類似地,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許多中國人,甚至米國人,對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抱有幻想,以為是社會和土地的改革者。結果,「德國納粹黨」和「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本質上,都是實施奴役剝削和壓迫人性的邪惡制度。
從「海耶克」的思想論述中,俺體會到「自由是一切價值的基礎」,自由就是選擇;唯有守住自由,人們才能免於被奴役。自己的尊嚴、權利和財產才能守住。
在負笈德國前,俺曾在國營的電力事業任職,典型的國有制和管制能源價格的企業,一切的無效率和浪費被視為正常,包括實施不義的「核能政策」,在「黨國戒嚴」的台灣曾被推崇。
在沉浸「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後,俺有了「脫古改制」的理解,期望台灣成為更自由和更開放的國家。
近年,米國正在進行戰略轉向,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國有制經濟脱鉤,以「海耶克」的自由主義學說為借鑒,中國經濟正在從「改革開放」的戰略倒退,回到「國家是爺爺」,擁有一切資源的國有制,人民淪為奴隸。
中國正在愈來愈野蠻,對外冒進霸凌鄰國,對內壓迫人民和少數民族,以實現集體一致的「國有化」和「漢化」。為達到目的,政府淪為強盗,打家刼舍,對人民的合法私有財產和企業強制接管佔有。
中國有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山西省中部知名古城「平遥市」的「人民政府」,突然地宣告撤銷市區幾户住民的房地產權狀,並搶佔房屋和土地為公有財產。此一現象,証明了「海耶克」的論述,「市場經濟」若缺少「法治」,則弱者被強奪;國家是強盗,政府是土匪,人民的努力心血將被予取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