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求學時期，俺對於偉大的自由主義社會哲學家「海耶克」（F. A. von Hayek）博大精深的古典自由主義哲學非常認同。
「海耶克」是反對共產主義和制度的先知；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西方國家的知識人和社會菁英普遍地嚮往「社會主義」，對「蘇聯革命」成功後實施的共產主義熱烈支持；也鼓吹國家干預、政府管制的政策，蔚為那個時代的顯學。
「海耶克」承受奧地利「行為學派」的經濟思想，逆時代的顯學潮流，向西方國家和社會發出警告，「社會主義」就是通向奴役之路；人們依賴政府，等於交出自己的飯碗給政府，失去私有財產和個人的權利與獨立空間。
這些論述，在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小說中都有寫實的描述。人們最初希望平等和飽腹而不理解自由的可責；期望有所作為的政府主持分配和管制資源。直到淪為極權制度的奴隸，才發現自由的可貴。
歷史實證，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德國人選擇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類似地，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許多中國人，甚至米國人，對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抱有幻想，以為是社會和土地的改革者。結果，「德國納粹黨」和「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本質上，都是實施奴役剝削和壓迫人性的邪惡制度。
從「海耶克」的思想論述中，俺體會到「自由是一切價值的基礎」，自由就是選擇；唯有守住自由，人們才能免於被奴役。自己的尊嚴、權利和財產才能守住。
在負笈德國前，俺曾在國營的電力事業任職，典型的國有制和管制能源價格的企業，一切的無效率和浪費被視為正常，包括實施不義的「核能政策」，在「黨國戒嚴」的台灣曾被推崇。
在沉浸「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後，俺有了「脫古改制」的理解，期望台灣成為更自由和更開放的國家。
近年，米國正在進行戰略轉向，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國有制經濟脱鉤，以「海耶克」的自由主義學說為借鑒，中國經濟正在從「改革開放」的戰略倒退，回到「國家是爺爺」，擁有一切資源的國有制，人民淪為奴隸。
中國正在愈來愈野蠻，對外冒進霸凌鄰國，對內壓迫人民和少數民族，以實現集體一致的「國有化」和「漢化」。為達到目的，政府淪為強盗，打家刼舍，對人民的合法私有財產和企業強制接管佔有。
中國有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山西省中部知名古城「平遥市」的「人民政府」，突然地宣告撤銷市區幾户住民的房地產權狀，並搶佔房屋和土地為公有財產。此一現象，証明了「海耶克」的論述，「市場經濟」若缺少「法治」，則弱者被強奪；國家是強盗，政府是土匪，人民的努力心血將被予取予求。
